苦难辉煌读后感豆瓣300字-500字-600字-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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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读后感豆瓣

苦难辉煌的书评 (103)

　　那是一个热血时代、青年时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是一个渺小与伟大、卑贱与高贵、阴谋与阳谋共存，冷血与热血、低潮与高潮、失败与胜利交织的时代！ “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大钊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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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豆瓣)

　　1。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言者姓名，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说的吗？

　　07-08 14：31：23

　　[笔记]保护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可信得过？

　　2。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4年11月10日，他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07-08 15：32：23

　　[笔记]人是会变的，或许有很多改变性格的事

　　3。福泽的名篇是1885年发表《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07-10 22：16：42

　　4。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做隐身衣来使用的。

　　07-13 20：55：03

　　5。彭德怀是一团烈火。毛泽东一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把彭德怀烈火一般盖世无双的勇气，描写得淋漓尽致。

　　07-17 15：05：33

　　6。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三、要调查研究。对于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达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当然，若以为以上9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

　　07-17 23：05：24

　　7。那是一个到处都有激情像干柴一样燃烧的时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都是一次对历史的颠倒，也是一次对人们原本位置的颠倒。这种现象尤其多见：出身富家的加入了共产党，为穷人争天下；出身贫苦者却加入国民党，为富人保江山。

　　08-23 09：42：09

　　8。向湘林则常对周围人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他在游击区还搞正规化，恢复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这一套马上引起敌人注意，派来重兵清剿，弄得部队天天转移。陈毅找他谈话，他还振振有词：“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 敌人真的来了，他没有决一死战。

　　08-26 10：05：47

　　[笔记]哈哈哈哈哈哈

　　9。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

　　08-26 11：13：33

　　10。蒋介石把追击红军作为进入地方实力派势力范围的敲门砖，薛岳对此心领神会。当时他的先头部队已到湘西洪江，便电约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平越县马场坪会见，“共商追剿事宜”。

　　08-26 11：49：31

　　[笔记]马场坪确有战略意义

　　11。在军阀林立的社会中，没有地盘便是没有根基，总须仰人鼻息。但国家已基本被瓜分殆尽。北方林立着张学良、阎锡山、宋哲元、杨虎城、韩复矩；长江中下游和江浙尽属蒋介石；广东有陈济棠；广西有李宗仁、白祟禧；湖南有何键；四川有刘湘、刘文辉；云南有龙云，连冯玉祥、李济深、唐生智这样的人都属无家可归了，他薛岳还能在哪儿找到新的立足点呢？

　　08-26 14：24：02

　　12。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迅速及时纠正的人。

　　08-26 15：14：31

　　13。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建议。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08-26 17：35：17

苦难与辉煌（苦难辉煌）书评

　　金一南教授写的这本中国共产党简史《苦难辉煌》是我看过的故事性比较强、比较客观的一个版本。虽然客观，但并不代表没有他的主观观点和主观情绪。里面描述的历史大画面给人以气势磅礴的感觉，特别是红军长征那一段写得豪情万丈。看得出金一南教授对我党的深厚感情，发自内心的对我党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历史人物非常复杂，历史背景更为复杂，何况是在时隔多年之后，对那一段逐渐远去的历史，更难免隔着重重迷雾。所以金一南教授客观描述当时的历史场景和事件比较多，个人的评价比较少。是非功过，还是让读者来判断比较好，这也是一种更尊重读者的态度。

　　对于屠杀了大量共产党员的蒋介石，作者也并没有一味抹黑，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并不低。他是这样评价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三巨头的。孙中山，有意志力，有自己的主义；蒋介石，有意志力，有主义，但是那是借用孙中山的主义；毛泽东，有意志力，有自己的主义。由此，蒋介石终究低毛泽东一筹。可是，蒋介石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有手腕，在孙中山死后能通过政治斗争快速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成功北伐，最后能收服各地军阀。蒋介石少时有大志，在留学日本之前，曾赋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职，东来志岂在封侯！”这腾腾杀气，看得出其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主。让我想起黄巢的诗，当时黄巢带领黄巾军将唐军杀得丢盔弃甲，直驱长安。“待到秋来九月九，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全诗也是杀气腾腾。再看看毛泽东曾在东山学校的一首诗歌，也是霸气侧漏。“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还有一首是表现其大志向的，也是十来岁读书的时候写下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歌是抒情言志最好的载体，有怎样的胸襟就有怎样的诗。也正是有这样的大志向，有这样的大能量，才可以有后来的大作为吧。

　　在蒋介石围剿共产党之前，井冈山一带有十多万红军，红军最后一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前，也有好几万人，经过一年横跨11个省两万五千里包括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之后，到达陕北的红军才八千人不到了。在长征过草地之前，周恩来病倒了，是靠担架抬出大草原的。当时大将陈赓亲自担任担架队队长，低阶军官杨立三也参与一起抬。书里是这样描述的，“杨立三和战士们抬着担架，迈过脚下的野草、沼泽和腐臭的黑色污水，任风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雪落在身上，冰雹砸在身上，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即便没有这样的描述，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时的艰辛。后来，1953年杨立三去世，这个历史上的无名小卒，当时已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其抬棺送葬，别人怎么样也劝不住。从侧面想见，过草地时，大家受了多少的苦，一起走过生死，对周恩来有救命之恩，才有这样的深情。

　　其实不仅地理环境和天气环境的恶劣，要知道当时地上有几十万蒋介石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天上有时刻盘旋着的飞机扫射，稍一闪失，就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万劫不复。这样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能承受下来的，都不是一般的人了。就算大智大勇如林彪，解放后畏光，睡眠很差，身体也很差，非常能理解，二三十年仗打下来，天天精神高度紧张的日子，早就将这血肉之躯摧残得破败不堪了。

　　除了红军长征给我带来最大的震动，还有就是当时这些干大事的人的年纪都非常轻，放在现在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年纪，当年，却是要掌控千万人命运，掌控无数资源的大人物了。林彪二十多岁时就是红军的集团军军长；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才24岁的博古，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二十八岁时是中共一大成员，之前不久还只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14岁参加红军的寻淮洲，21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22岁任北上抗日联盟先遣队总指挥，可惜在这一年就去世了。

　　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也只有年轻人有这样的勇气和激情去打破旧的格局，敢于革命，敢于担当。他们的每一天都面临重大的抉择和考验，年纪虽轻，却早已经受千锤百炼。生理年龄并不代表什么，历练与苦难才是成长最佳的催化剂。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经历了多少的动乱，在动乱中，有多少的精神财富以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部分。苦难有价值吗？苦难应该被后人铭记，苦难中获得的教训应该被后人铭记，这样苦难带来的辉煌才可能持久。

　　“伽利略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

　　“孟德斯鸠说，历史苍白的国家是幸福的！”

　　是啊，开平盛世在史书上一笔就能带过，动乱中、战争中才会有无数的故事被后人记录，平淡的曲子是催眠曲，波澜壮阔的节奏才是交响乐。

　　“成大事者”须具备三个条件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结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爱才如命；其二，挥金如土；其三，杀人如麻。据统计，蒋介石主导的反共活动中，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摘自金一南《苦难辉煌》

　　每每看到这样的数字真是触目惊心。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了三十万中国人，已经感觉惨绝人寰，尸体堆积如山的场景让人难以想象。而中国人杀中国人，更是毫不手软。国民党居然可以屠杀之前还是在一个党内的共产党上百万人，就因为政见不同，就因为长官的命令，就可以这样毫不留情的屠杀同胞吗？这还不包括后来的解放战争，双方伤亡也是以百万计吧。人性的恶在战争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再往前看，太平天国运动，清军的嘉定三屠，蒙古人的屠城牧马，长长的中国历史，真是一个写满了民众血泪的历史。历史都是成大事者书写的，这些成大事者要建立新的政权，要完成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必然要付诸暴力，普通民众要么被征召入伍成为战士，要么成为被压迫剥削的对象，反正无论如何离不开成为炮灰的命运。那么这些政治运动、革命运动都是为了什么呢？还不就是资源与权力的争夺吗？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群体之间资源的争夺；国内的战争，是势力集团之间资源与权力的争夺。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血泪史。

　　如何才能脱离血泪史的循环呢？国家与民族要强大，不受外敌欺辱侵略；国内政治要保持稳定、清明，民众不能产生阶层，有阶层就会暴露矛盾，有矛盾早晚会激化，激化到一定程度，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如何才能避免阶层的产生呢？在一个有个体差异的社会，出现差异化的阶层其实不可避免，财富的分化也无法避免，但是能在多个维度内保持平衡，矛盾就有被弱化从而保持平衡的可能。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人平等。在这些维度上能确保较小的差距，也许就能长保太平吧。

苦难辉煌书评

《苦难辉煌》读后感

　　苦难之后是辉煌，不经历苦难，哪里来辉煌？金一南先生的这部《苦难辉煌》是第一本把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书，是第一本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点评历史的书，是第一本可以作为大散文欣赏的历史图书。它向我们再现了一幅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革命历经磨难挫折走向辉煌胜利的历史全景画，读后颇有感触。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了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谁也不会想到就是那样一个不足五十人小团体，小组织，几十个人，渺小的力量，迅猛发展壮大，更是成为了以后中国发展的领导力量。在异常艰苦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就像是一直浴火的凤凰，在履历了苦难与挫折之后走向了辉煌与胜利，这靠的是一大批不怕苦，不怕死，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一心一意为了人民群众的共产党人，靠的就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长征无疑成为了中国革命无比艰险的一个缩影，它是红军将士同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凶恶的反动军队之间展开的一场大搏斗。《苦难辉煌》这本书详细、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前后的历史画卷，描绘了众多我们敬仰或熟知的大人物，同时也描写了众多迄今仍默默无闻的英雄。这是这些人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甘愿吃苦，宁愿战死，也不愿掉队、离队，忠贞不渝地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朝着远大目标冲锋向前，方才成就了我们和平的今天。掩卷而思，不禁感叹：生活在现在的和平年代，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头上数十架飞机轰炸，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们也无法想象徒步二万五千里，翻过皑皑雪山，趟过滔滔急流，走过茫茫草地……是何等的艰险，但是我们却深刻的感受到红军将士们视死如归、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没有一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装备低劣、缺衣少食的红军将士，怎么能够战胜凶顽的反动军队，怎么能够征服险恶的自然环境，怎么能够从人们无法想像的艰难困苦中拼杀和奋斗出来？

　　想想我们现在，那种精神、那种信仰是不是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吗？口袋富足了，精神却匮乏了，房子变大了，灵魂却渺小了，我们读着历史，却在忘记过去，读读我们党的苦难与辉煌吧，洗涤我们的心灵，鞭策我们的灵魂。

　　《苦难辉煌》也告诉我们：其实没有神，中国工农红军从领袖到战士，都是一个个鲜灵活现的人。人最不能免得是失误，人最可贵的也就是改正失误。我们党也走过弯路，也受到左倾、右倾思想的影响，但最终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正是能够实事求是的面对党内、党外形势，不调整和变更战略，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红军长征由初期陷入困局到后来踏上坦途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教条主义的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红军正确把握客观规律，坚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打”与“走”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

　　在和平和发展能为主旋律的今天，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实际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我们前面并没有一条洒满鲜花的道路，需要踏过一片片荆棘，迈过一道道门槛。甚至是前人从未遇见过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依然是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这就要求人们像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那样，善于开动脑筋，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大到建设好国家，小到做好个人工作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传承了这一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绩，先烈们用生命为我们开创了新的天地，我们作为后来人，正在续写着历史，必须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跑好属于自己的一程，做好历史的传承者、创造者。

　　金将军着手写这本书前，仅整理资料就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其间，他读了500多本书，整理了200多万字的笔记，历时15年时间最后形成52万余字的作品《苦难辉煌》，在充斥这学风浮夸，学术造假，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中，金将军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事实求是，尊重历史真相的态度也正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的一生并不一定经历多大的苦难，也并不一定会取得多大的辉煌，但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我们的每一步，每个平凡人坚实的每一步将成就我们国家的最终的辉煌。

杨奎松：“辉煌”莫建沙堆上———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苦难辉煌）书评

　　凡是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目前的中国，只要有人像摸像样的写出几条

　　‘’历史’’，马上就会被接纳，比如说松井石根的15师团，说这个师团由韩国人组成，有人信，说这个师团参与大屠杀，还是有人信，结果就是：韩国这个民族是畜牲。

　　但事实证明15师团这个单位根本不存在，那么是什么人杜撰出来这个15师团？为什么要捏造出来这个单位？历史学家哪有那么好当？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目前在网上流传的一句孙立人将军在活埋1200名日军俘虏之前的一句豪言壮语：“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并且大家还在为此争论孙立人的做法的道德问题。真是扬眉吐气，一般的中国人听到这种豪言壮语想必觉得非常解恨，尤其是国民党粉丝更是对此津津乐道。但是只要结合二战期间日军俘虏极难被抓的起码常识，大家就都清楚这段豪言壮语实际上那些无脑国粉为满足国人的仇恨日本的心理需要编出来的。最近就有某网友针对此事就发出这样的质疑，当年整个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总共才抓到600名日军俘虏，到哪去找6多余00名俘虏一起交给孙将军去活埋？

　　类似的例子事实上不胜枚举，如著名和绅为官20年贪污8亿两白银以上，相当于清朝国库10年财政收入的说法，就有人根据经济常识称如果和绅真能贪污如此多的银两，不等鸦片战争爆发，甚至和中堂还来不及聚敛这么多钱财的时候，清朝已经总崩溃了（想想吧，按照和绅20年贪污相当于8亿两甚至11亿两白银收入的说法，他个人的收入将超过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半以上，对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清朝来说，人家受到了和中堂这样的折腾吗？）；更荒唐的是一个关于以色列的谣言中宣称以色列在唐山大地震中向中国捐款1亿美元，而事实上当年的以色列财政早已濒临崩溃，谈何捐款1亿？而自从北大的杨奎松在他的成名著作《毛泽东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引用的二战后苏联给东北共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就又是一篇这样的滥文章(其首先大致看一下日本关东军的数量要把苏援数量写出来，总要知道关东军多少人吧？)，可以说杨教授连二战末期日本关东军有多少兵力都没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去查考响当当的解密档案，于是真相诞生了。

　　如今在网上不少国粉对杨奎松教授即使没达到奉若神明的地步，至少也当他是权威了，喜欢引用他的文章。而天涯社区的大辽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也专门写文章认为杨教授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但经过本人对他写的关于抗战的文章和他在《毛泽东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没有对照日本史料进行核实的做法进行对比后认为，杨教授在治学态度根本谈不上什么严谨。

　　关于苏联向中共移交缴获的关东军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的说法，网上批驳者包括我在内，无论是从军事常识角度还是太平洋战争史实角度，已经把论据补得很详细，在此不多说，本文在这里再谈谈本人对杨教授的看法。

　　前不久，笔者以“良心发现的日本地质学家”的名义就这个话题在杨奎松个人网站以哈日分子挑衅的口气就这个话题向杨教授进行质疑。经过试探后，笔者对杨教授的回复以及其后的删除帖子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清楚，如果提出这样质疑的不是我而是真正的日本学者，杨教授这样大失水准的表现恐怕不止影响教授本人的形象了。可以说这一试，把杨教授的真实水平都给试出来了。

　　首先，就本人以“良心发现的日本地质学家”名义根据日本史料关于二战末期关东军武器装备不足以至要削竹枪装备部队的记载质疑教授引用的苏联史料关于缴获的关东军武器装备数量的时候。杨教授在针对本人的观点进行回复时，拿不出过硬的史料反驳笔者的质疑的时候，不谈他怎样睁眼说瞎话的事情，光这样一个代表性的观点，“不管日本关东军战争末期的装备情况如何，其战败后，东北遗留有大量武器装备这个事实你必须要看到”就足以令我为之侧目。

　　这种观点不要说从军事角度看是荒唐可笑的，就是按照起码的逻辑常识也是站不住脚的。稍微有生活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大家的消费能力由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就像有多大的池塘才能养多大的鱼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说尼斯湖不可能让蛇颈龙这样的远古大型爬行动物生存到现在的原因所在。这种观点不要说从军事角度看是荒唐可笑的，就是按照起码的逻辑常识也是站不住脚的。稍微有生活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大家的消费能力由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就像有多大的池塘才能养多大的鱼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说尼斯湖不可能让蛇颈龙这样的远古大型爬行动物生存到现在的原因所在。如果拿现在在北大当教授的杨奎松做个比方的话，比如说，杨教授在北大当全职教授，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资，加上写文章赚稿费什么的使自己成为高收入群体的一员，如果教授此时想买一辆桑塔拉或者奔驰豪华轿车，或者把自己的收入投资股票，基金，房地产之类什么的，此时教授说，不管我的收入状况如何，在闲暇之时我天天开桑塔拉轿车到处兜风或者天天到股票市场炒股这个事实大家必须看到这样的话当然没问题。但假如说杨教授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却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怀疑杨教授的那笔飞来之财是哪来的，中彩票还是贪污以及其他什么坑蒙拐骗之类的非法手段得来的？如果不是，难道是杨教授脑子有问题？

　　因此在讨论二战结束的时候苏联到底向东北野战军移交多少缴获的关东军武器数量的时候，必须先弄清楚当时的关东军自己有多少武器。因为关东军自己的武器弹药数量的多少对东北野战军最终能从苏联手中得到多少日制装备弹药起决定性作用。就以教授在写文章“重建”平型关战斗的史实为例子，如果教授连那场战斗中到底有多少日军与伏击的八路军发生战斗都没弄清楚的话，你能知道双方谁提供的日军伤亡更准确？因此从教授的那个观点中本人认为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杨教授要么缺乏起码的军事常识，要么和对数字完全不敏感。

　　应该承认，如果是让日本学者和杨教授讨论这个问题，他对那个数字的敏感程度要比教授高的多，在对数字这样细节的考证方面，我们做的确实根本无法与日本人相提并论。如果熟悉抗战的朋友都清楚，大家买的抗战方面的书籍，只要不是为统战服务的，在涉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内容时候，只要谈到国民党军的战果的时候基本上都采用日本方面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日本人可能也有瞒报损失，夸大战果的毛病，但远没有国民党军严重。以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来说，国民党军投入百万大军，日军集中27万军队在武汉周围展开大规模会战，国民党军的战果我们通常采用日本方面的伤亡35000人的说法，而不采用后者的毙伤20万的说法。因为国民党公布的武汉会战毙伤20万的说法只要结合常识就能看出是严重夸大战果，照这样大的伤亡，日军早已经全军覆没，谈何占领武汉？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虚报战果离奇到歼灭共军上亿以至成为国际史学界笑柄的事情也不必多说。

　　因此，既然教授认为“不管日本关东军战争末期的装备情况如何，其战败后，东北遗留有大量武器装备这个事实你必须要看到”。按这样的逻辑，杨教授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写《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岂不是完全多余？以后我们谈这样的问题岂不是可以像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者印度在还没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情况下却讨论某某年登月想怎么浮夸就怎么浮夸，一说话就乱放卫星，乱跑火车？那教授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一文是不是可以完全不必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想让他们消灭多少日本人都行？反正按照教授的逻辑，不管在这次平型关战斗中到底有多少日本兵参战，仗打完后，八路军在战场上得到武器弹药还有日军遗留尸体无数的事实你必须要看到嘛，那平型关战果的泡沫岂不是要在战斗结束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会越吹越大？

　　其次，面对本人的质疑，杨教授除了片面引用强调苏联档案说法的正确性以及拿中国方面对他观点有利的史料外甚至以“你都需要依据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说话”来敷衍外却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资料来反驳本人的质疑，当笔者质疑苏联档案，中国史料还有指责中国将领的回忆造假的时候，杨教授认为“就太过分了”。

　　请问教授，我为什么不能对苏联，中国史料进行质疑？我认为中国将军回忆录造假本来就是我作为普通读者的权利。因为在这里我和杨教授讨论的是二战问题，在这里，我要提醒教授的是，如果教授真正和日本学者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面对日本学者的质疑。中国方面的史料包括那些所谓能证明关东军确实拥有大量武器的回忆录就基本上没什么史料价值了，你拿出来是没什么像样的说服力的。因为大家知道，在二战历史研究领域，中国史料的价值远不能和日本相提并论，人家凭什么要认为你引用的中国史料有多少说服力？

　　至于苏联档案，尽管杨教授口口声声说“严格说来，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现前苏联档案中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有造假的情况。恰恰相反，到是我们自己公布的档案，经前苏联档案印证，被发现有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况。苏军缴获的武器装备情况，在当年的档案里也是有具体的报告和严格的数据统计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信服苏联档案的理由，中共方面公布的档案有没有问题我们并不关心，但只凭你一句“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现前苏联档案中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有造假的情况”来说明我们凭什么相信苏联档案的说法。你说苏联公布出来的档案没有问题，最起码普通的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朋友都知道所谓“苏联给东北共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光从军事常识看就漏洞百出（具体分析过程本人在后文再叙述），怎么能说没有造假的情况？至少在这个话题上，你没发现只能证明你水平有限，不能作为苏联档案说法权威不可推翻的依据。苏联档案难道不需要分析吗？前几年有某俄罗斯学者根据苏联档案研究得出张作霖是被苏联情报机关刺杀的惊人内幕（环球时报曾有报道）后，使笔者对动辄宣称来自苏联档案的说法不能不谨慎的持怀疑态度。只凭教授片面强调苏联档案的权威性大家凭什么信呢？

　　而杨教授面对本人用日本史料质疑苏联史料时，由于本人在以“良心发现的日本地质学家”名义以哈日分子的口气挑衅的缘故，教授的回复是“因为你不仅没有看过任何日本的档案文献史料，而且就连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将领的回忆录都没有读过，只因为哈日就盲目相信几本日本书上的说法，以为日本军队当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绝不会犯低级错误。而在我看来，当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脑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家伙。因为哈日，因为无法接受日本关东军败于苏军的事实，你一定要把这场失败说成是关东军武器装备太差造成的结果，大概就是你的基本出发点吧”以及“许多日本人一向不承认他们败于苏联，而乐于承认自己败于美国，为什么这种说法就不会是某些日本人的一种“胡编乱造”呢”之类的，这样水平的回复使笔者对教授彻底失望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是在国际学术场合针对日本学者的质疑这样没有风度的回应不仅损害教授本人的形象，也严重影响整个史学界在国际中的形象。从这些回复中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杨教授的二战常识已经贫乏到可笑可悲的地步。否则也不会在质疑日本史料造假的时候说出“许多日本人一向不承认他们败于苏联，而乐于承认自己败于美国，为什么这种说法就不会是某些日本人的一种“胡编乱造”呢”这样明显缺乏常识的话。今天对抗战能理性看待的中国人都知道，事实上抗日战争并不是中国军队打胜的，日本的投降只是美国一家战胜日本的产物，而苏联出兵东北与关东军作战不过是日本天皇投降前8天的事情，不过是趁火打劫而已，谈不上对打败日本有多大功劳。但教授却在打败日本功劳问题把美国和苏联并列起来只能证明教授对这段历史的无知。打个比方说，假设某天有强盗到你家里抢劫，你向附近的警察乙报警，他却迟迟没有到你家制止强盗的抢劫行为，相反，另外一个警察甲得知教授出事后立即上前和强盗搏斗，制服强盗将要逼他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警察乙此时才过来象征性的揣了强盗几脚，然后向你索要自己打强盗的损失费，报酬费，你会认为警察乙对打败强盗有功吗？你会认为是警察乙打败强盗吗？而苏联在对日作战上恰恰扮演了刚才那个例子中警察乙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趁火打劫的事情一战末期日本在德国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就做过了，大家熟悉的五四运动的起因就是日本在一战末期对德国宣战然后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按照杨教授的逻辑，今天的日本史学界是不是可以这样质疑德国人：在一战问题上德国为什么不承认败给日本，只承认败给协约国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呢？

　　而对本人的质疑“因为你不仅没有看过任何日本的档案文献史料，而且就连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将领的回忆录都没有读过，只因为哈日就盲目相信几本日本书上的说法，以为日本军队当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绝不会犯低级错误。而在我看来，当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脑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家伙。因为哈日，因为无法接受日本关东军败于苏军的事实”，笔者想反问教授，既然教授指责我“没看过任何日本的档案文献史料，而且就连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将领的回忆录都没有读过，只因为哈日就盲目相信几本日本书上的说法”，那么请问教授，既然教授看过，为什么在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时候没有与日本史料进行核对？如果教授真的读过包括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将领的回忆录在内的日本史料，想必教授早就拿出来其中对教授有利的证据来反驳笔者的质疑了。笔者想问杨教授，日本档案很难找吗？二战结束后，无论德国的或日本的，大多被盟国完整缴获（多数被美国拍成缩微胶卷后退回）。如日本战时大本营的机要记录虽然在战争末期被下令销毁，但一部分仍被执行的军官“象做小偷一样”保留了下来。这一方面既使二战研究有了可遇不可求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必象研究古代史一样为了挖掘一点史料而皓首穷经），也使战败国的历史研究无法伪造、隐瞒史料。战后日本军史研究官方主要机构是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在防卫研究所西面小楼内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军事历史图书馆，其前身是卫生福利部的战争史办公室，主要收藏有自日本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期间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军事图书和档案资料，包括各种作战命令、电报、参谋作战日志、军用地图和军事图书等实物资料。教授去过日本，接触日本档案难道比去俄罗斯接触苏联档案还要难？而对于杨教授根据自己可笑论点“日本无法接受日本关东军败于苏军的事实”对日本胡编乱造关于日本关东军史料的质疑，国际史学界早已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目前该馆共存有日本陆军档案资料81000余卷，日本海军档案资料31200余卷。日本军史专家主要依据这些本国的档案资料，撰写了许多巨著，尤以战史室编写的102卷《战史丛书》、芙蓉书房出版的近70卷《昭和军事史丛书》等最有价值，是有关二战中日本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的权威史料，也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肯定。1979年世界军事史学会会长霍斯兰德评价说：“日本的军事史学会具有非常高的水平”（日本：《军事史学》，15卷，第3号，7页）。国外自不必说，就连教授本人在写《关于平型关战斗史实重建问题》的时候不也煞费苦心引用日本史料吗？既然教授认为日本人这么喜欢造假，那你以前就日本伤亡问题所作的论述：对伤亡数字造假“在日军当时则颇难做到。

　　这是因为日本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日军的士兵全部都有详细档案，受伤阵亡均须记入档案，一旦出现死亡更必须及时通知家属，以便家属办理相应手续和领取抚恤。故意隐瞒战斗伤亡在日军条例里也是有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的。”是否有欺骗读者的嫌疑？而事实上，日本人对历史的态度也远没有杨教授想象的那样小家子气。以诺门坎之战为例，日本陆军省并没有因为教授所说的不能接受关东军被苏联打的落花流水的事实而拒不承认“诺门坎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惨败”。同时期的日本媒体也没有因为面子问题掩饰此战“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的事实。而更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对死亡将领的严格区分。如承认太平洋战争中联合舰队第一任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系座机被美国空军伏击击毙，第二任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则为座机遇暴风雨失事身亡，并没有为了“面子”而谎称山本是失事身亡。就以中国战场为例，八年抗战日军在中国被击毙的最高军衔和职务的将领是冢田攻（曾任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南方军总参谋长、11军司令官），1942年12月18日因座机在安徽大别山区被国民党桂系军队用从瑞典进口的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击落而毙命，追赠大将。开始日军也以为冢田攻是死于飞机失事，但找到飞机残骸后发现座机上有弹孔，遂宣布冢田攻是被击毙的，并没有刻意掩饰（见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3册，1819页）。按照教授的逻辑，日本人应该不能接受被劣等的“支那”军队击毙冢田攻这样的高级将领的事实以飞机失事掩饰才对？既然日本对中国军队都没有这样小家子气，对苏联就更无必要，何况战争末期的关东军的生死对日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如果按照教授这样动不动感情用事质疑日本史料，那以后研究抗战中国学者只管自说自话就是了，杨教授重建平型关战斗史实完全多此一举，以后中国学者想怎么吹嘘抗战就怎么吹嘘，反正按照教授的逻辑，日本人不能接受自己最终向中国投降的事实，为什么日本史料就不会是的一种“胡编乱造”呢？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教授那句“只因为哈日就盲目相信几本日本书上的说法，以为日本军队当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绝不会犯低级错误。而在我看来，当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脑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家伙”，由此可见，教授从一开始就是戴有色眼睛看待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从前面的回复看，教授连日本只是被美国打败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弄清楚，他到底看过多少日本史料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如何能肯定的说“而在我看来，当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脑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家伙”？这句话至少反映杨教授连起码大学教授气度都没有。日本人是不是教授想象的那样动不动脑子进水不是我们这些当年输掉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所能下定论的。既然在教授眼里，日军的指挥官是这样一个智力低能的角色，请问教授，你这样的说法置当年千千万万在抗日战场艰苦抗战的抗日将士们于何地？如果日本人是这样的角色，当年的中国还被“日本皇军”整的那么惨，难道中国人不应该为抗日战争感到悲哀吗？从研究史料一开始就戴有色眼镜，喜欢搞双重标准，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大学历史系教授应有的品质吧。

　　回到正题，在这里我仅从起码的军事常识角度来详细说明为什么说苏联移交东北野战军关东军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的说法是拙劣的胡编乱造呢？

　　即使不对比日本史料，只要熟悉起码军事常识的人也能轻易看出苏联提供的说法，数字不仅仅是弄虚作假，甚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编造的十分拙劣可笑。首先，光“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中的“炮艇若干”一项就已经暴露了这个数字毫无疑问是胡编乱造的痕迹。稍微有常识的也知道，一般来说，要向某方力量援助武器弹药都是援助对方既能使用，也有需要的武器弹药及其相关物资，而东北战场国共两党军队完全是陆军之间的战争，炮艇根本派不上用场，请问苏联会援助炮艇给东北解放军做什么？不光是炮艇，上述“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这些装备中，除了枪炮外，其他的如坦克，飞机还有汽车根本就不是当时解放军所能大规模使用的装备。既然教授认为苏联的档案没有问题，那么请问教授，既然苏联向东北野战军提供了这么多重装备，怎么没见他们大规模使用过？既然林总从苏联得到4000门各类火炮还有800余架飞机，600辆坦克什么的，会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四平？更可笑的是，就是后来的锦州战役，攻打锦州林彪集全部的炮也才只有1000门，这还是算上了75毫米以下的炮。

　　至于“800余架飞机，600辆坦克”，就更能说明教授分析史料的时候连起码的军事常识都没有，教授知道“800余架飞机，600辆坦克”是什么概念吗？当时的解放军大多数还是文盲出身，请问这些装备就是到手，解放军到哪里去找这么多能驾驶飞机，坦克的人员？（别的不说，光1辆日本坦克就需要5个人，即使是今天配备自动装弹机的日本90坦克，俄罗斯t-72/t-80/t-90以及中国的99式坦克也需要3名坦克成员）莫非这些操作人员是教授替林总培训的？当然你说苏联能像抗美援朝时期那样派遣飞行员那样派遣以“志愿者”名义帮解放军使用这些武器也行。既然教授认为解放军确实从苏联那里得到如此多包括600辆坦克，800架飞机的武器装备。好的很，请拿出东北战场上国共两党双方关于大规模使用坦克，飞机作战的史料来？既然苏联能移交600辆坦克，800架作战飞机这么多装备给共军，共军想必不可能不使用吧，但是海峡两岸的相关史料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没有关于双方展开大规模坦克战的丝毫记载？就是不用日本史料，仅仅对照国共内战相关史料，也可以看出坦克“约600辆，飞机800架”的说法是何等荒唐可笑，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 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综述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东北装甲兵》（孙懋涛主编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12月），《当代中国装甲兵》（总参谋部装甲兵部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5月）等关于解放军装甲部队的战史丛书明确记载，到1949年11月，解放军坦克部队发展到两个战车师幽两个战车团，有干部。战士12697人，坦克375辆（其中水陆坦克68量），装甲车272辆。而其中属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得到的不过32辆，其余基都是在关外战场缴获到的。至于飞机，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大阅兵上空出现的17架飞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空军起义后所得（由于担心国民党空军会空袭，参加大阅兵的飞机都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也很罕见），而熟悉空军的历史都知道，即使到解放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空军仍然掌握制空权，这个时候，苏联宣扬的那800多架飞机，600辆坦克又在哪里？莫非那么多飞机，坦克被杨教授给贪污吃了回扣不成？如果共产党军根本无法使用，那苏联援助这些武器干什么，当摆设？请问教授，当年美国支持本。拉登一伙人反对苏联的时候怎么不援助些m60坦克，f-16战斗机这些装备来吓唬吓唬苏联人？

　　而杨教授在自己的著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的注解中引用苏联方面的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的说法更是典型的掩耳盗铃的现代版，按照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请问教授，苏联援助苏制武器给共产党军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能打赢吗？如果担心被美国发现的话，当初在东北地区苏联就不应该援助苏制武器给东北野战军使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援助中共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必然会引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阵营的强烈反弹，因为不管你援助你支持的那一方什么武器，要保证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从前不久中国几十年前出口的轻武器出现在塔利班手中时候便被西方炒作成中国支持塔利班的证据就能看出。看过《亮剑》的朋友也都知道，长期与日军作战的李云龙他们也能区分日本38大盖，歪把子机枪，捷克式机枪的枪声的差异。而二战期间盟国曾经向苏联援助过飞机，坦克的事情同样没有瞒过苏联红军的对手纳粹德国军队的眼睛。而当时国共两党军队在东北战场厮杀时，使用苏联制造的武器要保证不被国民党军还有其中的美军顾问以及中外战地记者的眼睛发现，可能吗？符合逻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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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里面长大葱

苦难辉煌，不改初衷（苦难辉煌）书评

　　一本书四百来页仅是粗读一遍就花费不少时间，而作者细细琢磨出来的60万字要花多少功夫可见一斑，加上文末标注的247条参考书目，即使按照每天一本书的阅读进度，至少又是大半年的功夫。所以本书即便没有囊括中国共产党的全部近代史，至少把那些影响后事发展桥段都一一说清了。其中不少事件和人物被反复提及，都是因为不同后事联想到的相似内容，足见很多当时看起来细微的事情，对于后来的发展有着剧烈且连贯的影响。我们没有可能重来一次，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每个决定的背后都有持续发酵的负重，所有的苦难和辉煌都不是一时冲动，历史是沉重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有分量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永远都不会停下。

　　诚然这本书不是通过一手资料写就的历史，每章段落的事件都没有注明出处，其中不免带入个人的认知偏差和对于历史事实的曲解。所以看完此书后的第一时间就去想看别人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史料。有趣的是，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不是两极分化，不是一边倒向，而是存在着各种看法：一方面是读史如痴的人的满足，因为他们本身的涉猎，他们不会把这本书中写的都当作事实，而是用于补充自己对于历史片段的缺损，同时又会把很多内容和自己过去的见解进行比对，以形成自己更丰富的认知；另一方面是很多人对于本书历史真实性的质疑，甚至是不削一顾，直接从作者的学术背景，引述和行文方式，说这本书“借”的不明不白，“用”得极不准确；也有许多人评价说读来有趣，完全不会在意故事的真实和虚幻，把整本书当做演义，热闹的看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当然还有人开始思考国民党为什么会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失败，其中哪些又是决定性的错误，又是什么支撑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基础，虽然作者已经有了自己的说法，但是相信不少读者会想得更多。其实我自己也有在思考这些问题，结论也简单——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当时的军阀割据，共产党很难有生存的空间，没有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政策，也没可能在资本主义不成熟的中国获得成长的沃土，没有我们熟悉的领导者和将领的运筹帷幄，也不会有一开始的蛰伏，慢慢地破土而出，到最后红遍山河。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作者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因为在这个快速消费的社会，我们已经熟悉了知乎的快问快答，微信公众号的短文传播，微博的140个字符，我们愿意花时间读的书更多的是和我们周遭相关的内容，而中国的近代史实在是沉重，而且当时的世界政治，中国格局，党派相争很难用来诠释我们现在的经验。苦难已不一样，我们走向辉煌的路径亦不相同。

　　作者的解释也很真切。他认为当前的中华民族又一次处于关键的历史阶段，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的矛盾。在价值多元的今天，很多人失去了信仰，变得唯利是图，认为过去的信仰和理想已经过时，认为革命的胜利是偶然、是机遇。而作者认为近代中国那段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其中富含养分，值得我们警醒和借鉴。近代以来，许多能人志士奋斗、牺牲，专为救国救民。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伟大事业的继续。历史没有割断，也不可能割断。

　　看完作者的解释，突然有了冲动把这本书打开重新读读看。其实苦难已不相同，但是走向辉煌的坚持依然如此，文字给出的不是演义，而是一种精神，支撑着我们走向更好的明天。

杨奎松：“辉煌”莫建沙堆上———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苦难辉煌）书评

　　接着扒：

　　笑谈杨奎松的史学水平